疫情期間，健康碼是老百姓眼中的“隔離墻”和“通行證”，是政府疫情監測分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的重要幫手。“一碼通行”只是數字政府建設的一個縮影，無論是應急管理，還是日常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數字政府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會議指出，要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數字政府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數字化、智能化運行，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各地數字政府建設進入新階段

當前，我國網上政務服務發展已由以信息服務為主的單向服務階段，邁向了以跨區域、跨部門、跨層級一體化政務服務為特征的“數字化”服務新階段。記者在采訪時了解到，我國東部地區數字政府發展進程顯著快于全國其他地區，其中廣東、上海、浙江、江蘇等地的數字政府發力早、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集約化一體化管理水平高，是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先行區示范區。

廣東從2018年起連續3年獲得全國省級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評估第一名，“粵系列”成為全國數字政府品牌標桿。2017年，廣東以“政企合作、管運分離”的模式全面開展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2018年5月“粵省事”登錄微信小程序，廣東省居民可以一站式辦理包括開具出生證明、結婚預約、養老認證、社保、公積金、稅務等700多項服務。“粵商通”已覆蓋廣東省近九成活躍市場主體，累計上線涉企高頻服務1689項，集成1333類電子證照，日均訪問量保持在200萬次以上。截至2021年年底，“粵省事”“粵商通”注冊用戶分別突破1.5億和1100萬。

上海、浙江等地也類似。上海首創的“一網通辦”已成為中國特色的詞匯，入選聯合國的經典案例，“隨申碼”累計使用次數超9億次，已經成為伴隨市民工作、生活的隨身服務碼。浙江省是最早發布數字政府相關文件的地區，浙江聯合阿里巴巴開發各類先進政務APP，著力打造“掌上辦事之省”“掌上辦公之省”。掌上辦公平臺“浙政釘”，覆蓋一省份六級組織，集成1278個應用，服務全省112萬政務人員。此外，云南、山東等地數字政府建設立足特色優勢，發揮出各自的亮點：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通過數字政府建設對洱海進行全空間的治理以及全方位的監測，為科學治湖、精準治污提供強有力的數據支撐；山東省濱州市構建經濟調節的“七庫”系統，實現政府招商精準度提升和企業融資融貸難度降低。

“跨省通辦”“壓減辦理流程”成為目前各地數字政府建設重點之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推動政務數據共享，進一步壓減各類證明，擴大“跨省通辦”范圍，基本實現電子證照互通互認，便利企業跨區域經營，加快解決群眾關切事項的異地辦理問題。

京津冀地區政務服務正基于“一網通辦”推進政務服務事項“同事同標”，實現跨省無差別受理；長三角地區41個地級市正在打造政務服務線上線下“一張網”；泛珠三角區域推動常用電子證照互認共享……各地結合自身實際，在老百姓少跑腿這件事上下功夫“琢磨”，為國家跨省通辦服務標準的頂層設計提供了“可復制樣本”。

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構建數字政府，是加快建設“數字中國”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信息化和數字化建設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極大重視。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互聯網+政務服務”的理念。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在國家層面成為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提數字政府建設，并將數字政府作為數字化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進一步突出數字政府的地位。在“用數據服務、用數據對話、用數據決策”的現代治理模式下，老百姓辦事將變得越來越方便，政府部門的履職能力也將大幅提升。

未來將把重點放在賦能政府治理上

近年來，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地方產業轉型升級、結構優化也處于關鍵時期，亟須政府相關政策更加精準及時。傳統手段難以完全滿足現有的經濟治理要求，而新一代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為數字政府創造了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條件。多位受訪專家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未來一段時間，數字政府對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助力，將重點體現在賦能政府治理上。

“目前，各地數字政府的建設正依托大數據等技術，提升政府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履職效能。”中國軟件評測中心賽迪評估（公司）總工崔雪峰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大數據可以使政府的決策依據從少量樣本數據轉變為海量全體數據，原來根據有限個案進行經驗判斷的決策方式逐漸被“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的更為科學全面的方式取代。

“最為明顯的對比就是2003年非典疫情和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兩次本質上都是病例追蹤加有效隔離，但是在疫情應對上通過大數據篩查以及大數據追蹤的方式，使得病例的確定和追溯變得更加精準。此外，通過對實時數據的關聯性分析，發現隱含的規律，預測事物發展的動態變化，從而做出及時應對，提升政府在公共危機事件中的預警、監控和應急處置能力。”崔雪峰說。

廣東今年將“省域治理”列為數字政府建設著力點之一，針對經濟調節提出提升科技創新數字化治理能力、構建戰略性產業集群數據圖譜、強化財政智能化管理、推進審計數字化轉型、創新金融智慧監管等目標，來提高經濟調節科學化精準化水平；安徽今年將依托大數據等技術，構建全省統一的檢測運行體系，深化“食安安徽”建設，實施藥品監管能力全面提升工程；上海將完成部門信息化職能整合優化，強化智慧公安規模應用、深化應用，推進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海南將引入智慧化手段，完善風險預警快速反應機制；浙江通過“浙里突發快響”應用為省、市、縣三級黨委政府感知預測、研判預警，防范化解苗頭性、傾向性突發事件的重大風險，以及快速響應、科學調度、高效協同處置各類突發事件提供數字化支撐的重大應用。

“數字政府的新階段，是以城市狀態一網感知、城市數據一網共享和城市治理一網統管為基礎，‘三網融合’讓城市各部門高效協同、各層級行動一致、各事件閉環處置，最終構筑起城市安全穩定的底線、提升城市治理的綜合實力、保障城市運行的效率。”京東集團副總裁鄭宇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暢通數據要素交易是數字政府前提

“數字政府能不能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取決于數據的治理能力。”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汪玉凱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無論是目前重點推進的“跨省通辦”，還是未來要實現的“全國通辦”，暢通數據要素交易都是前提。

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信息政策所副所長高曉雨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數字政府的數據治理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利用數據進行治理，重在數據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發揮數據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作用；二是針對數據進行管理，解決包括“不同部門間數據的打通和開放”在內的數據采集、使用、共享和交換等環節中存在的一系列技術、制度和法律層面的問題，確保數據得到正確有效的管理，以提高用數據治理的效能、效率與效果。

目前多地在數字政府建設探索中，正積極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進數據要素交易流通、開發應用，從而釋放數據要素潛力與價值，加快數字產業創新發展。

以貴州為例，正通過加強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貴州）樞紐節點建設，加快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優化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在數據授權使用、登記確權、技術標準等方面實現突破；四川也提出今年將探索建設數字資產交易中心，支持有條件的市（州）開展政府數據授權運營；安徽今年將加強數據要素市場培育，組建數字江淮公司，設立省大數據交易服務機構，建設全省一體化數據基礎平臺。

推進公共數據開發利用，是各地數字政府探索實踐的重點內容。“通過有序開發利用，能夠把政務數據的線條理清楚，更好地打通政府業務部門間的壁壘，提升政府辦事效率；此外，通過構建安全可控的開發利用環境，還能促進數據價值的挖掘，為大數據交易提供規范的數據產品和服務，有效培育和繁榮數據要素市場。”中國軟件評測中心數據治理中心副主任、賽迪評估負責人王闖指出，這也會引發政府流程再造，各地還需要應對體制機制發生的變化。

“當前，我國在數據資源共享開放等方面還存在諸多障礙。一方面主要表現在主管部門和垂管業務系統的數據與地方政府共享難度較大，數據孤島大量存在，出現‘需要的數據拿不到、提供的數據沒人要’等情況。由于業務流程不統一，省際數據共享難度大；另一方面是數據共享制度和標準體系有待健全，數據分級分類管理能力不足，數據的質量參差不齊，如交通疏導、金融監管預測等治理需要高精度的數據，這就導致政府難以利用數據做治理和決策。”王闖說。

對此，高曉雨指出，要促進數據的開放共享、流動性和有效使用，需要完善數據融合應用機制，形成一體化的數據共享服務體系；明確政務數據所有權、管理權、使用權，落實數據質量責任、確保數據在政府內部有序流動。

政府部門在利用數據提升數字治理水平的過程中需大量收集、保管數據，數據存在被竊取與利用的風險。對此，高曉雨認為，維系數據安全，要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防御轉變，從技術、法律和管理同步發力構建全方位安全保障體系，全面強化數字政府安全管理責任。將安全基因內置于網絡系統、數據處理平臺系統、應用系統，對政務數據進行全生命周期的防護。